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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歡迎登錄中國(南方)學術網 | 學術研究雜志社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中國農村發展——“2013年農村社會學論壇”綜述 ... ... ...

              時間 : 2014-03-23 來源 : 本網原創稿 作者 : 中國(南方)學術網 【字體:

               [摘 要]由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和農村社會建設與管理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和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聯合舉辦的“2013年農村社會學論壇”于2013719-21日在貴州省貴陽市成功召開。與會專家學者重點圍繞城鎮化與農民工、農村人地關系、農村社會關系、農村社會組織、農村社區建設以及農村社會問題、管理、保障與發展等議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交流。文章對上述議題中有代表性的見解作了簡要概括和評述。

              [關鍵詞] 新型城鎮化;農村社會管理;農村社區建設;農村社會問題;農村社會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水平快速提高,但在推進過程中也產生了如資源大量消耗、環境矛盾加劇、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經濟結構失衡、就業壓力巨大等一系列問題。為解決這些新型問題,實現“中國夢”,黨的十八大提出了走新型城鎮化道路的戰略。在這一背景下,2013719-21,由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和農村社會建設與管理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和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聯合舉辦的“2013年農村社會學論壇”在貴州省貴陽市隆重舉行。

              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鄭杭生先生為論壇做了題為“開創農村社會學研究新局面”的主題報告。他主要從“城市化與農村發展的關系問題”與“中國農村社會學的未來問題”兩方面展開,認為中國的新型城市化必須靠城市和農村發展“兩條腿”走路,城市發展需要加強,農村發展同樣需要加強。對中國農村社會學的發展,鄭杭生先生提出了3點期望:要推動研究范式的創新、要抓“真問題和大問題”以及要增強理論自覺意識。農村社會建設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華中農業大學教授鐘漲寶進一步指出:農村研究在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無論外籍學者在中國進行社會學的初期傳播,還是我國老一輩社會學家對社會學本土化的探索,其多是通過對中國農村社會的研究而達致的。時至今日,探討中國農村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依然是時代賦予中國社會學者的主要使命,如何在中國農村社會現代化與城鄉一體化的實踐過程中推動中國社會學本土化則是當代中國社會學者的一個重要使命。

              2013年農村社會學論壇”的主題是“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中國農村發展”,與會代表從社會學、管理學、人口學、人類學、經濟學等學科出發,對城鎮化與農民工、農村人地關系、農村社會關系、農村社會組織、農村社區建設以及新時期農村社會問題、管理、保障與發展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這些問題都是中國農村社會建設中的重大問題,也是事關中國社會全面進步的問題。本文試圖從微觀、中觀和宏觀層次對與會專家學者的研究進行梳理①,在立體呈現學者們筆下鄉村圖景的同時,反思既有研究所預留和有待建構的研究空間,力圖為新型城鎮化背景下中國農村的研究、發展提供助力。

              一、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中國農民:一個微觀視域

              微觀視角,就是從具體個人或群體入手,通過觀察人們的社會交往來發現社會行動的意義、特點與其社會環境的復雜關系。農民作為農村社會的主體,是農村社會建設與發展的原動力。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解決好農民問題是促進新型城鎮化背景下中國農村發展的關鍵。因此,從農民群體的微觀視角切入,深入探究農民個體的現狀與行為,以解析農村整體經濟結構變革與社會轉型對農民帶來的影響。就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中國農民而言,學者們關注了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農民與土地間的關系、農村居民間的關系等問題。

              1.城鎮化與農民工

              農民工是中國特定歷史時期出現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在城鎮化背景下,農民工的市民化、城市融入及社會適應業已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梅建明等從生活質量、社會融入、社會保障和社會適應4個方面分析了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通過對全國3318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分析,得出了當前農民工存在較強的市民化適應程度和相對較低的市民化意愿。作為制度約束的城鄉二元結構、針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險覆蓋率和保險層次的雙低局面以及農民工自身經濟實力的限制等都制約了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提高。

              浙江師范大學魯可榮通過對浙江省桐琴鎮外來農民工社會服務與社會融入現狀及存在問題的實地調查,系統總結提煉了桐琴鎮加強外來農民工社會服務與社會管理創新實踐及創新機制。通過總結提煉“桐琴經驗”,提出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促進農民工社會融入與社會管理創新的政策措施。

              華中師范大學江立華等基于空間視角對農民工城市融合途徑進行了探討,他們認為,無論是在“單體同質型”社區還是在“多體異質型”混合社區,農民工與市民都未實現充分的交往和融合?;诖?/span>,他們提出“社會空間”的概念,主張政府、組織與農民工和市民個人要積極建構城市社會公共空間,擴大社會交往,以破解社區空間的限定性和狹隘性,促進農民工與市民的城市融合。

              華東理工大學孫中偉對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民工融合的政策路徑與地方創新進行了述評。他認為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測量維度,主要包括空間融合、經濟融合、文化社會融合以及心理融合4個方面。在對于農民工社會融合影響因素的解釋上,存在3個理論解釋視角,分別是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戶籍制度。這3個視角分別從微觀的個體能力、中觀的人際關系和宏觀的制度層面對農民工的社會融合進行解釋?,F有促進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政策主要有戶籍改革、就業指導、公共服務以及社會參與。其中戶籍改革和公共服務是一種集體主義的社會政策,強調一種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來取消制度的不平等,作用于整個群體而不是個體,而人力資本和社會參與是一種個體主義的視角,主要作用于微觀的個體,通過提升個人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使農民工在就業時得到更大的幫助。

              2.農村人地關系

              在農村,人地關系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農村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伴隨市場化、城市化的進程,新時期的農村人地關系出現了新的變化。山西省社會科學院陳紅愛等針對農村征地補償中土地承包經營權能否獨立補償的問題,指出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有權基于其用益物權請求征地補償,不應再將承包經營權的補償納入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征地補償費補償給村集體組織,而應該參照土地所有權的補償標準單獨予以確定并補償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

              香港理工大學王化起關注于改革開放中農村集體土地利益平等分配的現象,以義村股份合作社為個案,依托于社會關系視角,探討集體平等分配如何通過嵌入到農民的生計和土地的產權制度而得以延續,試圖證實中國農村的經濟轉型依托于一系列因素,特別是宗族組織在村莊中的作用。

              安徽師范大學吳翠萍認為,隨著中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城鎮化加速和區域經濟發展,失地農民的規??焖僭鲩L。失地農民離開了土地,失去了傳統的勞動方式和生活保障。他們中的適齡勞動人口不得不轉向非農再就業。其中,由于受到社會性別差異的限制,女性失地農民不僅要面臨再就業問題,還要平衡其與自身角色和家庭責任的關系。因此,在該群體還缺乏有效勞動就業保護機制的情況下,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共同構建社會性別主流化的勞動就業公共服務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3.農村社會關系

              社會關系是社會秩序的基礎,是社會成員生存于其間并求得發展的主要依托,對轉型背景下農村居民間的信任關系、個人社會資本等社會關系問題的剖析有利于了解和分析農村社會結構。華中科技大學劉丹以信任理論為基礎,D村“拆遷補償居民”的補償款投資行為中的信任進行了研究。她認為,人品信任在中國人的信任體系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單維度的信任類型對信任的解釋具有局限性,在實際生活中,人們的信任是一個多元信任類型的信任模式。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方芳等以江西古村為例,對社會變遷下的信任關系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中國農村社會關系所具有的“熟人社會”下的差序格局特點已發生變遷,但信任仍然是鄉土社會建立社會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這種信任的建立和維持,很大程度上依靠紅白喜事與喬遷之喜等人情往來維系,而信任類型以習俗型信任和特殊型信任為主,契約型信任、合作型信任以及普遍型信任還比較缺乏。

              廈門大學胡榮等依據2009年在福建壽寧、江西泰和與崇仁、江蘇太倉4地問卷調查的數據,分析了社會資本及其他因素對個人捐贈行為的影響。分析表明,人口統計學特征中的年齡、受教育年限、參軍經歷、黨員身份等因素對個人捐贈行為有顯著影響;社會經濟特征是解釋個人捐贈行為的重要變量;社會資本對個人捐贈行為的影響有限;社會經濟特征比社會資本更能解釋個人捐贈行為;較高的社會信任度和社團參與度對公民意識、社會責任感的提升具有積極的影響,進而也會促進個人的捐贈行為。

              北京科技大學吳柳芬等以珠三角“外嫁女”糾紛為例,發現糾紛形態呈現出一種多元正義局面,糾紛所涉及的“外嫁女”、村集體和村民等主體都秉持各自的正義原則,形成自己的行動策略,進行利益的角力。因此,對待多元利益格局中的糾紛不能只采用單一向度的正義原則,而忽視不同利益主體多元正義觀的存在;在解決機制上,不能只從簡單的平等觀出發,而該持一種復合平等觀,即建立在一種“合理的有差別的平等”利益調和基礎上。

              上述從微觀視域出發的研究,無論是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還是農村的人地關系或者社會關系問題,都離不開對個體行為發生機制的回應。關于小農行為的發生機制一直存在實質主義與形式主義之爭,實質主義注重小農所處的社會文化網絡對其行為的制約,而形式主義更多地強調了小農自身的可塑性,更多地接受了古典經濟學關于個體理性計算的觀念。上述研究成果都能從不同側面體現這一爭論間的張力,遺憾的是并沒有研究者進一步提出這一元命題,并對之進行提煉與再闡述。

              二、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村組織與社區:一個中觀分析視角

              中觀層次,即社會單位層次的研究是聯系宏觀與微觀的橋梁,其承接了微觀研究的基礎,以支撐宏觀研究的拓展方向。在農村主要有農村民間組織、合作組織和農村社區,這些研究單位都是分析和理解農村的有效工具。農民行為、農村現象與農業發展皆嵌入于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中,因此,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各類農村組織、社區的變化和調整既受到整體場域中個體的影響與社會制度的規誡,同時亦制約個體的行為、影響社會制度的制定方向。

              1.農村社會組織

              農村基層組織中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村民自治組織等最能全面體現我國農村社會組織的特點,對其研究將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整個農村的社會結構。南京農業大學楊燦君基于對浙江省27家合作社的實地調查,將合作社分為干部型組織者的企業式合作社和能人型組織者的小農式合作社,關注了合作社獲取外部資源的關系運作。他認為,干部型組織者在生產過程和銷售過程中,與政府建立并維持雙向依賴關系,從而獲取體制內的資源,同時利用合作關系積極拓寬銷售渠道,促進了合作社的不斷發展壯大;而能人型組織者對政府是單向依賴關系,是一種弱關系,同時同行之間是相互競爭關系,最終導致合作社名存實亡?;诖?/span>,楊燦君提出了當前合作社的發展既要依靠政府的大力支持、更要積極開展同行業聯合的建議。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趙曉峰等則將注意力放在了合作社背后的權力運作,認為作為新增利益主體的合作社打破了村落社會內部的權力平衡體系,帶來了村莊利益格局的分化。合作社需要拓展自身的權力體系,不斷擴大自主活動的空間;村兩委則需要讓渡部分權力,尤其是組織經濟活動的權力,而這需要雙方能夠構建起一個有機的民主協商機制。當前合作社發展中出現的負責人與村兩委班子成員交叉任職的現象具有階段的合理性,而如何在合作社快速發展的新形勢下,適應農村經濟社會形勢快速變化的需要,構建一個權力制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命題。

              華中農業大學蕭洪恩等以恩施市城郊基地單元煙農()專業合作社參與土地整理為例,在明確各部門及煙農自身角色定位的基礎上,分析煙農()專業合作社在參與土地整理過程中的創新模式,總結其在增強合作社運行活力、促進利潤累計等方面的有效經驗,探索其運行模式的進一步推廣。

              2.農村社區建設

              農村社區是農民最基本的生產生活共同體,承擔著組織、管理、服務等多方面的功能,當前政府正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的探索和試驗工程。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劉振杰基于對河南的調研發現,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通過合村并點,對現有的自然村、空心村等進行拆遷合并,對并村后節余出來的土地進行復耕;就地完善基礎服務設施,在搞好產業支撐的前提下,實現村民就近就業。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仍然會遇到大量現實問題需要解決,比如資金短缺、后續管理、社域認同等。樊雅麗在考察河北農村“空心化”問題的基礎上,認為農村社區建設的重點是促進農業規?;洜I,培養“中堅農民”,提高農村社區的公共服務能力,讓農村人口過上高品質的生活,在根本上為農村“空心化”問題的解決提供動力。

              華中農業大學羅峰認為在城鎮化背景下,流動起來的農民突破并模糊了既有的社區邊界,“農民-社區-服務”三者出現脫節,使管理及服務減效甚至失效。為此,需改革相應的財稅體制、民主機制,以實現社區服務與處于流動狀態的城鄉居民無縫對接,建立居住地為基礎的社區服務邊界,重新實現“農民-社區-服務”三者的重合。

              浙江省天臺縣社科聯張密珍從文化生態學視角,探討了村落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社區發展問題。她認為,古村落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保存了最接近自然的一種生活方式與文化傳統,具有多重價值。在社會轉型和新農村建設進程中,要把“村落”作為一個生態整體,放置到社會環境、人文傳統、自然生態等關系網絡中重新定位,將文化遺產保護與振興地方經濟、自然環境保護和社區發展等進行整合,促進村落文化遺產保護與現代社區的協調發展,實現古村落的可持續發展。

              在上述有關農村社會組織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農村合作社這一領域,仔細區分則存在合作社研究和研究合作社之別。研究合作社者關注合作社的構成、類型、運作以及與外部場域的協調與溝通;而合作社研究的內容則更為寬泛,其雖然也研究合作社的運作等內容,但其重點不在合作社本身,研究者往往通過合作社的研究透視更為一般性的命題,如權利、土地問題。上述對農村社區的研究多從現實農村社區的具體問題出發,從不同的視角為農村社區的進一步發展建言獻策。無論是合作社的興起、還是空心村的出現亦或是村落文化遺產的保護,都處于社會發展、變遷這一脈絡之中,而這一變遷的重要表現之一———新型城鎮化無疑決定了這一系列問題的解決與發展。

              三、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村社會問題、管理、保障與發展:一個宏觀視域的考察

              隨著城市化的加快,中國城鄉居民的物質生活差距呈現減少勢頭,但是城鄉差距依然存在。同時,國家在建設農村、發展農村的目標定位、發展方式及建設力度等方面,都不能適應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也無法使農民共享全社會發展的成果?;诤暧^視域,將整個農村社會視為一個有機整體,探討農村社會的問題、管理、保障和發展等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社會整體的性質和發展規律,制定更適宜有效的三農政策。

              1.農村社會問題

              當前的中國正經歷社會的轉型、體制的轉軌,社會沖突從各個領域凸顯出來,農村社會問題也日益涌現。中南大學潘澤泉等基于對S鎮農村的實地調研,具體分析了農村貧困人口的脆弱性因素及風險承擔網絡對其貧困的影響。研究發現,農村貧困與農村居民的脆弱性因素中健康狀況與其收入來源保障有顯著性的關系,政府保障與生活環境也與其是否貧困有關。從風險承擔網絡角度來看,親屬支持與自身家庭的勞動力保障對其貧困的可能性也有顯著影響。

              杭州師范大學盧福營探討了近郊村落城鎮化中村民邊緣化的問題。他認為,村民市民化,即鄉村農民轉變為城鎮市民,是中國近郊村落城鎮化面臨的核心問題。在當前中國城鎮化實踐中,近郊村民的市民化大致包含三方面內容:身份轉換、權利同化、城鎮認同?,F階段近郊村民不僅介于農民與市民之間,而且在農民體系和市民體系中均不居核心地位,處于邊際位置。呈現出不同程度、多樣形式的邊緣化狀態。近郊村民的邊緣化是城鎮化發展的必然,但當前中國近郊村民主要是隨著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安置、戶籍改革、撤村建居等公共政策和政府行動的展開而逐漸地市民化,突出地表現為政府推動的“被市民化”過程。正是由于這些公共政策和政府行動的局限,導致近郊村民形成為一個特殊的邊緣群體。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王莎莎則以貴州威寧石門鄉為案例,指出人力資源是制約貧困農村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因素之一,同時指出目前的鄉村學校教育在人才培養上的瓶頸,進而從教育社會學的視角,探討如何構建參與式多元化教育,發揮多元教育的優勢,最終為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人力資本。

              河南師范大學高中建對中原經濟區建設中的農村人口有序轉移問題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目前中原地區農村人口轉移過程中存在戶籍制度阻力、流動人口市民化滯后以及中原地區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不足等問題。因此,他以城鎮化引領、三化協調發展為基點提出了劃分主題功能區、改革戶籍制度、提高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加強教育的具體建議,從而實現農村人口有序遷移,加快城鎮化進程,促進中原經濟區持續平穩發展。

              武漢大學劉燕舞則以華北一個滿族村莊“早村”為個案,考察了自殺現象在該村老、中、青三大年齡群體中的基本分布特征。他將“早村”青年農民的自殺放置于父權制的框架與權利解放話語中進行理解,認為中年農民自殺與“早村”激烈的社會比較緊密相關。而對于老年農民自殺現象的發生,他則認為這與新的代際關系失衡以及社會壓力往弱勢群體的轉移有關。

              2.農村社會管理

              近年來的社會轉型改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導致農村的社會管理機制也相應發生變化。臨沂大學孔繁金認為,轉型時期的農村社會管理的主體、客體、機制和方法與手段等方面都面臨新的形勢和挑戰。在這種背景下,農村社會管理創新,在管理理念上要實現由“以管理為先”向“以服務為先”轉變;在管理主體上要做到傳統管理主體的自我更新,培育新的社會管理主體和完善及強化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并舉;在管理內容上要進行分類整合,區別對待,找準社會管理內容創新的突破點,改變計劃經濟時期社會管理由政府“包打天下”的不合理狀況;在管理制度上要徹底根除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二元社會管理制度,實現管理制度的科學化、民主化;在管理機制上,要健全農村社會管理主體的發展成長機制、社會問題的統籌協調機制、社會矛盾的預防化解機制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機制;在管理方法上,要做到變管理為服務,變一方為多方,變傳統為現代的轉變。

              華中農業大學狄金華等以鄂西南河村的經驗材料為基礎,以河村黑地產生與演變為基點,展開了對鄉村社會治理變遷的研究,分析了基層政府同鄉村社會的互動,以此為基礎探尋村莊社區內部的治理邏輯。研究發現,黑地的產生是科層制留給鄉土社會實踐空間以及農戶自我拓展生存資源以及村組干部擺平社區內部關系等多種因素形塑出來的結果。對于黑地的存在與分配,鄉鎮政權以默認的方式視而不見,其賦予村組干部行為的自主性,促使了村組干部在缺乏其他軟性的價值規范的治理手段的情況下,將土地本身作為一種治理手段,黑地就是在這一過程中被不斷地再生產和分配。

              吉林師范大學王亞民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了宣統年間江蘇地區的鄉鎮自治。他認為,在這一歷史過程中,自治機構的建立、自治經費的籌集是前提,選區劃分與鄉鎮選舉是重心,縣府、士紳與耆民的共同參與是關鍵。然而由于諸多不利因素的制約,江蘇地區鄉鎮自治進展緩慢。在反思江蘇鄉鎮自治與各家學說的基礎上,王亞民指出,我國村民自治的未來走向應是三層治理模式,即服務村民自治的指導性、監督性的鄉鎮政治體制,官治與民治相互調適的管區中介機制,村民當家做主的兩委自治模式。

              3.農村社會保障

              1978年以來,中國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農村大力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人民公社迅速解體,農民獲得了土地經營權,集體的保障功能逐漸削弱,農村社會保障面臨嚴重困境和挑戰。重慶城市管理職業學院田奇恒等探討了在老齡化和城市化雙重背景下,農村空巢老人的養老問題。他們指出當下農村空巢老人面臨與子女空間距離遠、貧困程度高、醫療保障低、文化活動少等問題,通過強化居家養老、建立社會互助機制、探索社會工作介入及加強法律宣傳等措施構建農村空巢老人養老服務體系。

              上海大學郭明以趙村為個案,分析并揭示了郊區農民保障從“家族”“家庭”到“集體”,再到“家庭為主,集體、社會為輔”的演變邏輯,呼吁在同一類型的郊區構建一種將水平適當的醫療、養老社會保障和以土地、非農業職業收入為內容的家庭保障結合起來的,以“社會和家庭為主、集體為輔”的農民保障制度。

              華中農業大學王翠琴等認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質在于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從原則和標準、實施效果、產生的社會心理影響和對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影響四大方面來看,作為基本公共服務重要內容的新農保推進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進一步發揮新農保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功能,建議暢通溝通渠道以構建農民表達機制,多管齊下以提高新農保經辦管理水平,建立新農保監督、評估機制以確保公平兼顧效率。

              4.農村社會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社會迅猛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這一過程中,也產生了新的問題,遇到了新的挑戰。中國人民大學奐平清對“小農經濟是否仍將是中國農業的出路”進行了探究。他認為當下對于“三農”問題的研究由于缺乏綜合性視角而呈現出單一化和片面化的缺陷,存在大量如“城市化是否必然導致農村和農業的衰落”“土地規模經營效率較低”“農民愿不愿意市民化”等這樣的偽命題。他提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還是在于以推動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建設和以推動土地規模經營為核心的新型農業化或農民的專業化。

              中南大學董海軍對農業生產者的體面勞動水平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他認為,農業生產者的體面勞動水平還有待提升,等級參數對農業生產者的體面勞動客觀水平與主觀認同水平有較大的影響,提升經濟收入與生活質量是當前農業生產者的主要訴求,年齡分層理論得到了進一步驗證。為了提高農業生產者體面勞動水平,采取有效的措施,實現農業生產者收入增長是最有效的路徑。同時也應著力改善農業生產條件與環境,完善農業勞動保障體系,積極創建有效的溝通對話機制,同時對于農業生產者中的弱勢群體要進行特殊關懷。

              中國人民大學陸益龍在“千人百村”調查的基礎上,從農民的社會心態出發,對鄉村社會的發展態勢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當前超過三分之二的農民具有幸福感,不到三分之一的農民有不公平感,可以用“絕對發展論”“相對滿足感理論”和“發展性問題論”來加以解釋。盡管城鄉差距的現實客觀存在,但多數農民并未將自己的地位認同為社會底層,表明農民的社會心態具有積極和樂觀向上的趨勢。農民與政府的關系總體上處于中性偏良性狀態而非趨于緊張,農民對政府的態度有層級差異,折射出鄉村治理中存在不和諧問題,解決鄉村治理問題既要推進農村基層行政改革,更重要的是要推進農村土地制度和集體產權制度的改革。

              山東財經大學王傳榮在對山東農村經濟文化變遷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經濟文化變遷通過加快技術進步步伐、推動制度創新、勞動力投入增加等促進山東農村經濟的發展。進而總結山東經濟文化變遷的制約因素,并相應提出了通過制度創新、加大農村開放度、培育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新型農民、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等加強農村經濟文化轉型、促進農村未來發展的對策建議。

              縱觀上述關于農村社會問題的研究都是當下較為突出的重點社會問題,研究者在深入剖析社會問題的同時都有針對性地給出了政策建議,但遺憾的是并沒有與相應的理論進行直接對話。而關于社會管理既有理論、歷史經驗的研究,也有理論—經驗相結合的研究,研究者從歷史比對中反思當下鄉村治理模式、從理論分析中提煉農村社會管理方法。同時,學者們深刻反思了中國農村社會保障、發展問題,他們一致認為,農村社會保障薄弱,存在嚴重的城鄉差別,而這種困境不僅僅緣于經濟發展的差異,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定位農村發展問題。

              四、結 

              2013年農村社會學論壇”雖然以學者們匯報最新研究成果的形式為主,但論壇討論并不局限于文章本身,與會學者身懷人文與學術關懷,熱烈探討了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未來中國農村如何發展以及如何做好農村研究等問題,并達成以下基本共識。

              (1)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必須重新思考“三農”問題,對土地配置、農民出路、糧食體系、農業經營、新農村建設等給予具體回答,形成“新三農”———現代農村、現代農業和匯入現代職業體系的現代農民———發展格局②。

              (2)中國新型城鎮化必須依靠農村和城市的共同發展,任何偏廢都可能影響到未來的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所以推進新型城鎮化既要加強城市發展,更要加強農村發展。

              (3)中國廣闊的土地分布與龐大的不同地域文化的農民群體,決定各地的城鎮化模式不可能單一,因此,針對不同地區不同村情的農村,應采取不同的適合當地的城鎮化方式,探尋“地方模式”與“地方經驗”,推進理論與實踐的創新。

              (4)農村研究者應加強對重大基礎問題的研究,增強理論自覺意識,避免跟風式的熱點研究;同時應進一步扎根基層,沉入到當代中國農村的事實與經驗中去,正確處理中國經驗與西方理論的關系。


               :

              ①在梳理時文中所引述的與會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均來自《“2013年農村社會學論壇———新時期的中國農村發展”論文集》。

              ②引自中央財經大學楊敏教授在論壇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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