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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政與發展”系列講座:小生產的經濟學與政治學

              時間 : 2013-11-11 來源 : 本網原創稿 作者 : 中國(南方)學術網 【字體:
                  2013年10月10日下午,“農政與發展”系列講座第36講在人文與發展學院報告廳進行,來自英國牛津大學區域研究所與沃爾夫森學院的芭芭拉·哈里斯-懷特(Barbara Harriss-White)教授帶來本學期第二個主題,講述了印度一個很有爭議的話題,有關小生產的經濟學與政治學。

                  哈里斯-懷特教授這里所說的小生產,既復雜,又簡單,它是一個人的廠或一個家庭的生意,但又千姿百態,無處不及。它可能是安裝電視衛星天線的小公司,出售諾基亞手機的店鋪,小磨米廠,金匠,黃包車夫,清潔工人,也可能種植水稻的農民。小生產的一端是受制于放貸人貌似獨立實則為雇工的手工業者(disguised wage labor),另一端則無比接近于中等程度的資本主義生產形式。這些小生產者之間實現流動的可能性很小。他們可能從擺小攤起家,胼手抵足,也不過掙下一間小店,還要傳給幾個兒子,這就是她說的“通過增殖繁衍而擴張”(expansion by multiplication),而不同于資本的“通過積累剩余價值而擴張”(expansion by accumulation)。

                  哈里斯-懷特教授主要運用了加文?威廉姆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分析非洲農民的框架結構來分析印度的小生產者。40年前,幾乎每個研究農民的人都認為,農民作為一個階級將煙消云散。而加文·威廉姆斯是少數幾個持異議的學者。農民按照獨有的農民邏輯進行生產,并不完全融入市場經濟,其薪水和利潤是分不清的。他認為農民能夠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幸存下來,因為農民能夠低價出售自己的勞動,比資本主義的雇傭工人更為廉價。無論是財富還是雇傭工人,它本身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而這兩者都和小農的生產形式相容。農民可以通過辛勤勞作,通過自我剝削,通過生產最大化而不是利潤最大化,戰勝新技術、種植園和合作社。在小農社會,列寧主義所說的階級分化趨勢將會被不同的反向的力量沖抵,比如外出務工,再分配的社會義務等,而對于“發展”而言,問題在于如何去消除或擊垮農民的這種獨立性和自主性。在分析了小生產者的內部邏輯和外部關系后,加文?威廉姆斯轉而論述了農民的政治。他認為農民的政治十分獨特,農民其實是在為那些剝削他們的制度效力。農民運用詹姆斯·斯科特所說的“弱者的武器”以對抗這些和政府勾結的本地上層人,威廉姆斯認為,這些反抗沒有成功,但反抗本身減少了農民對市場、對政府的依賴。在70年代,研究農民政治的西方學者對中國的毛主義的理解是農業優先,當時左翼和右翼的學者都支持農業優先的政策,威廉姆斯也認為,這一政策讓農民能夠和現代國家互動。因此他論述了農民反抗的政治,以及未來的可能的農民政治。

                  威廉姆斯的論點招致了多方的批判。他首先被指責為本質主義者,因為他認為農民作為一個階級能夠保留下來;其論點也被批評為功能主義,因為他認為農民對資本而言是有用的,他們比資本雇傭的勞動更為廉價;他也因其民粹主義立場受到指責,因為他將農民放在了首位。反對者認為,我們更應該去考察代際再生產與不同社會關系和社會形式之間是如何連接的,考察社會階級之間的斗爭,而農業必須從屬于工業,國家必須工業化,哪怕是血淋淋的農業工業化也好,因為長期的工業化的正向乘數效應遠遠大于短期的農業優先政策的乘數效應。

                  哈里斯-懷特教授顯然站在威廉姆斯一邊,盡管她對文章最后的提議(走毛澤東道路)不敢茍同。他們共同意識到非洲或印度社會并沒有極化,并沒有分化為資本家和勞工這兩個階級。印度社會出現了大量的小生產者,他們同時具有資本和勞動力這樣彼此矛盾的階級地位。小生產可能占據了某一特定的地區(如阿魯納恰爾?。?,也可能主導著某一個行業(如某些地區的水果和蔬菜的生產與流通),它可能屬于某一經濟部門的一個序列(如大米生產中的種植和碾米),也可能與其他生產形式同存共生(如制衣業中的雇傭勞動與小生產)。而且在印度經濟中,不同社會群體從事小規模生產也有不同的地理分布。她通過兩張印度地圖說明了這一點。

                  小生產者占印度企業的53%-64%,而且從1990年印度改革以來,小生產形式的廠商就翻了一倍。95%以上的企業雇傭的工人人數不足5人。平均雇傭工人的人數也從1990年的3人下降到了2005年的2.4人。這是一個公司縮微化的過程。小商品生產者也是窮人。據2005年國家企業和無組織部門委員會報告,77%的印度人每天收入不超過20盧比,也就是一天10元錢。

                  哈里斯-懷特教授特別指出,她并不認為小生產是一個統一體,也沒有什么本質特征。接下來的演講分四個方面(借用了威廉姆斯的框架結構):(1)生產與再生產小商品生產者的內部過程,(2)催生、剝削并保有小商品生產者的外部關系;(3)為小商品生產者實行的社會項目;(4)以及小商品生產者的政治。在考察小生產的內部邏輯時,她梳理了六類不同的文獻:第一類文獻將小生產描述為簡單的生產和再生產,他們的生計和再生產遭受了成本-價格的擠壓;第二類文獻代表了最為常見的對小生產的正統解釋,即小生產并不是一種獨立的生產形式,它實際上是雇傭勞動,因此,沒有什么能阻止它的分化;第三種觀點(如聯合國糧食計劃署)認為他們是極為高效的企業家,會工作到邊際利潤接近零為止;第四種觀點認為小生產者具有矛盾的階級地位,但在工廠內部,資本和勞動力之間并沒有矛盾,沒有什么能推動階級分化;第五類文獻考察了小生產者在不同的市場(至少四種以上)遭受剝削和壓迫的情況;女性主義者和性別研究者(第六類文獻)考察的是馬克思所說的傳統、父族和政治的混合物,這是一種古老的交換和社會組織形式。它并沒有隨現代性消逝,而在改頭換面之后,又迎合了資本的利益。

                  為了解釋小生產這種生產形式會如同蟑螂一樣無處不在又生命頑強,哈里斯-懷特教授考察了小生產者蘊涵的社會關系以及外部關系。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家將非正式經濟——不在政府調控范圍內的家庭企業都看作是后備軍。有些則將小生產視為前資本主義的遺留物或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所以它們不能實現積累。哈里斯-懷特教授對這兩種分析都抱有懷疑態度。她并不認為小生產是“殘留物”或“后備軍”,也不是欠發達的生產形式,相反,它是印度經濟的脊梁,是現代的生產形式。小生產雖然在家庭層面上沒有實現資本的積累,但從社會層面上來看,它通過繁衍實現了積累。她也指出,盡管有很多經濟學模型描述了小生產者面臨的四角或五角合同關系,因此不能獲得與完全競爭的市場相等的利潤,但實際生活遠比模型復雜,小生產者買入賣出中不對等支付關系就沒有相應的模型。她認為小生產者遭受的商品化浪潮的打壓,也看到印度婦女、低等種姓群體的艱難處境。這些使他們難以實現積累。但小生產者貌似靜止不變,一直存在,但其實是包含了矛盾的力量。它也有對抗剝削的一些內在能力,如彼此之間的無息借款。

                  那么,是否有針對小生產的項目?印度有些學者(如Prabhat Patnaik)認為沒有,因為印度20年來無就業的增長以及無所不在的經濟以外的強制力量,小生產被一些學者稱為“不可見的他者”,它不存在,也沒有為它服務的項目。有些學者則比較猶豫(Partha Chatterjee, Kalyan Sanyal等),他們認為,印度整個非企業部門都是需求經濟,以非資本主義的邏輯運作,它之所以能夠存活,是因為政府通過土地和資源的攫取這樣的剝奪性積累所給予的補貼,但這是非常有爭議的論點。不管怎樣,還是有相當多的文獻認為存在針對小生產者的項目,如國家企業與無組織部門委員會(由印度政府設立)為獲得技術、資金和社會保障而奔走疾呼,使印度慢慢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如促進小生產的包容性發展和小額信貸;如容許小生產發展的市場;如某些法律的有利的連帶效應等。但印度也有對小生產的驅逐(城市美化或清理)和新自由主義的擴張,資本以新的龐大規模進入市場體系。因此哈里斯-懷特教授認為,實際上印度是沒有針對小生產的項目的。因為上述種種項目或保護、或促進、或打擊、或迫害,其效果并不連貫,也不延續,對小生產并沒有產生系統的影響。

                  而為什么沒有呢?哈里斯-懷特教授談到了本次演講的最后一個方面,小生產者的政治。一方面,小生產者被當作資本,被納入了資方陣營,但他們的聲音從未得聞。另一方面,小生產者被當作勞動力,但在印度的勞動法框架下,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就被劃為了一類。因此大部分時候,印度工人組織起來是為了社會保障權利,為了食物,為了教育。她認為,這就等于放棄了為改善工作條件而組織起來的可能性。第三類政治,是小生產者自己的組織如SEWA,團結了100萬自我雇傭的印度婦女。但SEWA的問題在于它的組織必須十分龐大,才能獲取海外資金,這就使得復制SEWA模式很困難。

                  在結論部分,哈里斯-懷特教授指出,東南亞的小生產沒有其獨特的政治,也沒有小生產者必須采用或應對的獨特的單一的生產邏輯或交換關系。小生產者實際上從沒有形成過政黨。也沒有跡象表明小生產是一個過渡階段。她認為我們應該把它看作是現代企業。印度用受教育程度低下、自我雇傭的勞動力似乎有著生產上的比較優勢。但只要這這種問題頗多、難以實現積累的生產形式一直是印度經濟的核心,印度就不會崛起為大國。

                  演講最后,哈里斯-懷特教授就小生產是否是主流,小生產者是具有內部能力還是別無選擇,影響小生產積累的制約因素消解后小生產者是否會產生分化,農業小生產者如何向非農小生產者轉化,小生產者為什么沒有形成政黨,跨國資本、性別和年齡對小生產的影響,小生產者當中是否能形成領袖以及社會對此的看法,還有小生產者是否能實現向上流動等問題與聽眾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芭芭拉·哈里斯-懷特教授的研究興趣先后從農業市場經濟學,轉向印度社會規制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公司資本;從市場導致的營養不良,逐漸轉向貧困、性別偏見與性別關系、健康與殘障、窮困與種姓歧視。她對南印度地區的農政變遷頗有研究,并自1972年來一直對該地區一個集鎮的經濟進行跟蹤研究。目前主要致力于對政治生態學和能源消費與利用體制進行探究。已經撰寫、主編或合編出版了40余部著作,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其代表性作品包括:《全球化與不安全感》(2001)、《印度研究集》(2003)、《面向21世紀的印度農村》(2004)、《鄉村商業資本:西孟加拉邦的農業市場》(2008,該著作獲埃德加?格雷厄姆圖書獎)、《發展的比較政治經濟學:非洲與南亞》(2010)。因其成就卓越,2013年入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汪淳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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